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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偏见,用社会学的框架看金钱

2022年07月16日

  钱就是钱——这是大多数普通人的想法;也有一些人认为金钱是一种没有感情的工具,它将社会关系简化为冷漠疏离的金钱关系。

  对此,曾任美国经济社会学学会主席的著名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在《金钱的社会意义》一书中做出回应。她在书中说明了人们如何自创货币的形式,以及人们如何透过使市场理论家困惑的方法,设定金钱的用途,将各种金钱形式与亲友关系网路融合,并最终改变了人们花钱与存钱的过程。

  这就是金钱对日常生活所具有的塑造力量——金钱不仅是金钱,在金钱前进的每一步中,人们都在不断引入新的区分,通过持续发明特殊货币,将金钱整合到友谊、家庭关系、权力机构的互动中,并借此完成个人化的社会网络。

 

《金钱的社会意义》[美]维维安娜·泽利泽著 姚泽麟 译 亚搏官方(中国)有限公司出版社


全职主妇“爱的付出”


  究竟该如何衡量全职女性对家庭的付出?家庭收入的不对等如何影响家庭财产的分配?谁有权进行家庭收入的分配和开支?这些问题都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我们的视野

  读书周刊:时有社会热点新闻触发人们对全职主妇生活状况的思考。美国全职主妇在家庭内部金钱分配上处于怎样的地位?富裕家庭和普通家庭的状况一样吗?

  姚泽麟(中国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亚搏官方(中国)有限公司社会学系副教授,《金钱的社会意义》译者):在1870年至1930年间的美国,性别对于家庭内部金钱的塑造非常明显。当时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收入逐渐货币化。但是,女性较少进入劳动力市场赚取工资。妻子扮演的角色非常矛盾和微妙,一方面要负责生活用品的采购,维持整个家庭的运转,另一方面手里却不掌握钱。甚至有些家庭主妇去店里买东西,采用的是记账方式,每隔一段时间再由丈夫结算。

  泽利泽在书中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即便是在中上层家庭中,丈夫也只会不定期给一些赏钱,而“赏钱”的叫法就已经意味着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不平等。这些家庭中的孩子是有零用钱的,但女性没有。因此,泽利泽提到,有些女性持家精打细算,节约下来的钱应该归谁?有些女性不想当面向丈夫索要,而在丈夫睡觉时从他的裤袋里拿钱,这算不算盗窃?这些都是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工薪阶层家庭,丈夫的工资基本由女性掌握,但这也未使女性的状况有所好转。这些家庭的孩子可以承担例如送报纸、送牛奶等工作,作为家庭的额外收入,但女性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丈夫的工资十分有限,过日子的各项开销却省不了。

  通过对美国家庭案例的梳理,泽利泽发现,一般来说,家庭内部的金钱分配主要分为三种形式:报酬、馈赠和权益。这些方式的背后是家庭权力关系结构并受制于社会文化对家庭的定义。其中,馈赠有明显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而报酬则把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冰冷。以韩国曾提出的家务工资为例,对家务劳动的时间薪酬化的做法将个人权益处理得太过清晰,把“公领域”的标准置入“私领域”,容易动摇大众的传统家庭观念。

  读书周刊:家庭内部的金钱的获取和使用,通常会给全职主妇带来道德上的压力,那么“泽利泽视角”是否有利于释放这种压力?

  姚泽麟:让我们先将范围扩大一下,先看看照护领域的情况:当国内一则新闻说某位老人立遗嘱,要把价值300万元的房产送给楼下水果摊老板时,网络评论炸了。此前水果摊老板的善举突然间变得不纯洁了,似乎一旦与经济利益挂钩,其行为动机就会受到质疑,道德价值也会被重新评估。由日常照料所形成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与经济交易相遇的情况,如何界定这样的付出变得十分关键。

  在家庭内部,这样的麻烦更加明显。尽管女性照护者的各种付出和道德担当持续受到推崇,但其经济价值长期受到忽视,这导致社会政策和法律方面的诸多问题。比如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劳动无法得到经济价值方面的承认,而只是被简单冠以“爱的付出”,对这种照顾行为的经济价值的主张则会转化成道德指责,认为女性对家庭成员缺乏感情。

  究竟该如何衡量全职女性对家庭的付出?家庭收入的不对等如何影响家庭财产的分配?谁有权进行家庭收入的分配和开支?这些问题都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我们的视野。当然,正因为“爱的付出”很难用金钱衡量,所以金钱不应该成为道德评价甚至法律评价的唯一标尺。


装在红包里的金钱

礼物不但反映社会关系,而且重新定义社会关系


  “礼品券”被发明出来代替金钱,转换为有着“精美的刻印和印花”的卡片或文件,以受赠者和赠予者的名义进行个性化处理

  读书周刊:当金钱被作为礼物时,人们会将其与标准化货币区分,不断进行伪装,往往伪装得越好,礼物越成功。为什么赤裸裸的金钱不能成为礼物?

  姚泽麟:以生活中的场景为例,当我们去医院探望一位生病的朋友,一般不会采用手机转账或者直接给现金的方式,而是会用一个红包来装钱。在中国,红包可以作为探病的礼物,而现金显然不包含这样的社会文化意义,但没有现金的红包也是毫无意义的。

  在友谊和恋爱关系中,区分货币的性质会对关系双方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泽利泽引用20世纪初期美国的一本礼物指南中的内容,针对年轻女孩的生日礼物,朋友可以送书、花、糖果,姊妹或挚友可以送精致内衣,但只有近亲才能送珠宝首饰,而最具挑战性的,莫过于把金钱当作礼物送出去。人们对礼物一定要精挑细选,因为礼物不但反映社会关系,而且重新定义社会关系。

  泽利泽发现,人们会通过“发明”一些不能在其他社会关系中流通的货币,或限定货币的边界,从而将非个人化的金钱转变为富有情感的个性化礼物。最有趣的例证就是在雇主与雇员、顾客与服务人员之间的金钱转移,也可以称之为“小费”。此种金钱礼物很难成为私人化的礼物,加之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处置不当就可能导致两个困难。一是使金钱礼物被视为“施舍而非小费”,二是使金钱礼物被视为“慈善”。这都会使得接收方被贬低而非被奖励。

  而在更为亲近的关系中,“礼品券”被发明出来代替金钱,用以避免直接用金钱赠予的不平等暗示。赠送者通过付钱给商店,将金钱转换为有着“精美的刻印和印花”的卡片或文件,以受赠者和赠予者的名义进行个性化处理。这种经过特殊加工之后的货币便有了礼物的属性。


慈善金“标记”的变化


  慈善金的标记不但涉及国家的正式权力与民众的生活逻辑之间的博弈,而且还关涉不同社会人群对金钱的不同理解,需要考虑慈善人士与作为被关怀、被救济、被管理对象的低收入人群之间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别

  读书周刊:人们时常会对金钱做出区分,用于生活开销、房屋贷款、定期储蓄、人情往来等,泽利泽认为这种“标记”是金钱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美国社会在慈善救助上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其中,慈善金的“标记”有了明显的变化,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姚泽麟:慈善金的标记不但涉及国家权力与民众的生活逻辑之间的博弈,而且还关涉不同社会人群对金钱的不同理解,需要考虑慈善人士与被救济对象之间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别。

  起初,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的基础包含一种“洛克主义”的看法,认为一个人穷是因为他没有尽到照顾自己的责任,国家和社会没有责任或义务救济他。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社会救济成为国家责任的一部分,对贫穷的观念也开始由“咎由自取”向“情有可原”转变。在早期的福利救助中,政府和福利人士认为,被救助者们的道德上的堕落和抽烟酗酒等陋习会将社会救济挥霍一空,无法真正产生救济效果。《英国济贫法》中规定了“不够格”原则,慈善工作者们普遍担忧被救助者们会更青睐于慈善收入而非自己参与市场的劳动所得。因此,需要将慈善金进行重新标记,以年金、津贴、代金券、提货券等形式,在救济的同时指导和掌控被救助者的家庭花费,最终改造被救助者的道德属性和生活方式。

  但对被救济者来说,货币才是灵活便捷的救济。由于慈善金的各种限制,往往家庭最急需的生活用品无法被满足,因此出现了专门交易“另类货币”的地下市场,被救助者们借此换得现金或物品。这么一来,对慈善金的“标记”实际上是失效了。

  之后,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慈善工作者不再强调被救助者在道德上的劣势,转而开始质疑他们作为消费者的能力,认为贫穷最大的原因是“不会花钱”。于是,金钱救济逐渐从最初不被认可居然转变为了“现代美德”,花钱有助于被救助者变得节俭、深谋远虑和积极主动。

  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慈善工作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从“避免法定货币落入贫穷者的口袋”到“重新将金钱放回贫穷者的口袋”。显然,这背后有对贫苦成因的新的社会定义和态度,即被救助者的不幸并非完全咎由自取,因此社会有义务救助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救济方与被救济方就相安无事了。被救助者是否能拥有一场体面风光的葬礼,被救助者家里的母亲是否能在圣诞节收获一条精美的连衣裙,被救助者家里的小孩能否选择更加“高贵”的爱好……这些需求究竟是不可理解的盲目消费还是维持人类尊严和顺应人类发展的必要花费?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金钱标记实际上是各个相关主体不断互动、斗争、协商和妥协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没有终点。

  读书周刊:在美国的社会救济实践中,有哪些案例值得我们思考?

  姚泽麟:我认为有两个案例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一分钱银行”,这种强制储蓄的机制,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韧性较弱的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尽管储蓄已经让位于消费,但储蓄背后所代表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另一个是引导社工等专业人士介入贫困家庭的金钱分配。但这里需要注意克服专业上的“傲慢”,尽管专业人士有着更加丰富的关于货币、市场、消费的经验,但需要警惕是否无意识中过度依赖专业性,以至于抹杀了低收入人群的多元需求。应该如何看待被救助者的某些“看似超过生存标准”的需求?为何有些需求可以被接受而有些则被否定——这背后其实都值得哲学或者伦理学层面的进一步讨论。

  如何给低收入群体恰当的帮助?在救济、福利、慈善、社会保障等方面,具体的帮助形式和背后承载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反复考量,这不仅需要经济学、社会保障等的专业人士进行测算,也需要关注文化和意义的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参与和支持。例如,退税就代表了一种更有尊严的转移支付,这种尊严来自支付的形式和意义,并非金额的大小。


“泽利泽视角”的潜力


  这是一种将经济与文化交叉在一起的社会学研究视角,有很多议题可以借助“泽利泽视角”进行分析,“一美元既是一美元,也不是一美元”

  读书周刊:本书主要关注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这个时间段有什么重要特征吗?

  姚泽麟:这个时间段美国发生了一些非常显著的变化。首先是经济腾飞,大家收入开始提高,手中的钱越来越多。这时候一定会出现的问题就是钱怎么花,然后具体到家庭内部,就是钱怎么分配、谁来分配的问题。

  其次是货币的标准化,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实施货币发行的职责,联邦银行进行统一的货币发放。随着标准化货币的出现,其他货币都变得不合法了。这就会直接关系到货币标记,当所有的人都只能用一种货币的情况下,人们会如何去标记货币就成为当务之急。

  再次是货币化的问题,货币化的意思就是商品交易越来越发达,社会分工逐渐细化,货币支付代替以物易物的模式,成为市场交易的主要手段。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有关货币标记的张力是前所未有的,也因此值得集中讨论。

  读书周刊:《金钱的社会意义》首次出版就获得了来自社会学领域的广泛认可,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姚泽麟:从研究方法来看,与许多主流经济社会学家不同,泽利泽绝大多数的研究用的都是历史档案资料。在很多场合,她都首先称呼自己为“文化历史社会学家”而非“经济社会学家”。我在译后记中提到的“泽利泽视角”,可以说是一种将经济与文化交叉在一起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自《道德与市场》(泽利泽的另一著作)1979年出版以来,经济社会学的文化解释路径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其问题意识和分析视角逐渐扩展至各个领域。目前,中国用这一视角所做的研究是相对较少的,但有很多议题可以借助“泽利泽视角”进行分析,例如医患关系中的红包问题、家庭私房钱问题等。

  从研究对象来看,无论是《道德与市场》《给无价的孩子定价》(泽利泽的另一著作),还是这本《金钱的社会意义》,都是在讲经济效率与社会文化以及道德之间的冲突。从研究价值来看,泽利泽对一种坚固而普遍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近代以来,许多社会学家对于金钱与道德的看法基本都是对立的。他们认为,在世俗化的过程中,金钱成为一个标准化的单元,成为理性与效率的代名词。金钱的扩散必将导致社会联结变得同质化和扁平化,带来道德堕落和人性的丧失。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弊端,普遍认为当市场资本效率逻辑侵入私领域和生活世界,必然导致对私领域的主导逻辑的影响、颠覆和替代。

  但是,泽利泽提醒我们不能如此武断,这一观点的局限性需要被看见。泽利泽呼吁人们应当认识到金钱既非理性也非罪恶,而是作为社会“标记”的存在。在泽利泽看来,即使在标榜理性的现代经济中,金钱也并不总是“理性”的。

  “一美元既是一美元,也不是一美元。”现实中,经济交易、亲密关系、神圣价值经常关联和交织在一起,彼此之间也有着非常复杂的互相影响过程。货币经过“改造”之后,被赋予了更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不仅显现了人类的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也体现了作为系统的社会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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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丨肖雅文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赵一航

编审丨郭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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